天壇（圜丘）找到了，可是地壇（方丘）沒找到

dt527 · 發(fā)表于 2018-6-17 23:41:06

2018年2月16日，戊戌年大年初一，萬眾期待中，西安隋唐天壇遺址公園建成開放。參觀游覽之余，許多人就問，天壇之外，唐長安城的地壇又在哪里？其實早在2014年，我就對唐長安城的地壇遺址做了一番小小的考察。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題目中的“地壇”一詞并不準(zhǔn)確，正確的稱呼應(yīng)該是“方丘”才對。方丘是中國古代祭祀地祇的專用場所，它與圓丘相配合，在中國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活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漢代著名禮學(xué)家匡衡、張譚就曾說過：“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因此，郊祀是古代最受重視的禮制活動之一。而圓丘與方丘，則是古代舉行郊祀之禮的重要場所。
圓丘，又稱圜丘，元代以后又有“天壇”之稱；
方丘，又稱方澤，元代以后又有“地壇”之稱。
在漢唐都城禮制建筑的發(fā)展演變過程中，圓丘與方丘的設(shè)立、位置、形制等，都經(jīng)歷了比較復(fù)雜的變化。
秦代建立，定都咸陽，禮制建筑，沒有定制。西漢武帝時，在西漢長安城東南郊設(shè)立薄忌泰一壇，是以后圓丘（南郊壇）的前身。同時，立后土祠于汾陰雎上，從此開始確立了天地分祀的制度。
漢成帝建始元年，將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之祠遷至長安南、北郊。長安城南、北郊壇又稱圓丘與方丘。
王莽時期，復(fù)長安南、北郊，稱天神為“皇天上帝”，地祇為“皇地后祇”。每年正月上辛合祀天地于南郊，冬至祭天于南郊圓丘，夏至祀地于北郊澤中方丘。這一制度，成為以后郊祀制度的通例。此后一直到明清時期，天地祭祀之禮綿延不絕。
隋唐時期的天地祭祀制度基本上沿襲前代�！缎绿茣酚涊d道：“古者祭天于圓丘，在國之南，祭地于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所以，作為祭祀天地的重要場所，圓丘和方丘在隋唐時期仍然具有最為突出的地位。
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對位于陜西師范大學(xué)校園內(nèi)的唐長安城圓丘遺址進行了科學(xué)發(fā)掘，至此，唐長安城的圓丘位置得到了最終的確認(rèn)，就是現(xiàn)在的天壇遺址。

與之相反，唐長安城方丘的具體位置，卻無人知曉。不但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就連學(xué)術(shù)界對其位置也并不清楚，而且也很少就此進行討論。
就我所看到的一些研究中國古代禮制或祭祀的論著，如姜波《漢唐都城禮制建筑研究》、張永祿《唐都長安》、王琪《唐都長安的禮儀空間》、段培培《北郊方壇研究》等，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唐代的方丘。不過無一例外的是，這些著作在論述到唐長安城的方丘遺址時，均限于文獻中的簡單記載，而并無新意。
如《唐都長安》是這樣說的：
“方丘壇即祭地之壇，故又稱為地壇。壇設(shè)于長安城北十四里，所謂‘祭地于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壇成方形。分兩層，上層方五丈，設(shè)地祇神位；下層方十丈，設(shè)神州之位；壇下外壝之內(nèi)，設(shè)五岳、四鎮(zhèn)、四瀆、四海、五方等三十七座，壝外設(shè)丘陵等三十座。每逢夏至（陽歷6月21日至22日）、立冬（陰歷十一月七日），皇帝或宰臣都要郊祀于方丘壇�！�
當(dāng)然，出現(xiàn)上面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有關(guān)唐代方丘的文獻記載很少，而方丘的具體位置尚不明確，亦未進行過相關(guān)的考古工作，因而也就無法更多的展開論述。
方丘作為隋唐長安城的附屬建筑之一，幾乎伴隨了長安城的始終。
長安城由隋初創(chuàng)建，又經(jīng)唐代進一步的增修營建，城市規(guī)制日臻完善，最后毀于唐末戰(zhàn)亂，延續(xù)達(dá)三百年之久。唐長安城基本保持了隋大興城的格局，唐代的禮制建筑多沿用隋朝舊制而略有增減，如方丘就是一例。
隋代方丘立于大興城北郊，距宮城有十四里之遙。其建筑形制據(jù)《隋書》云：“為方丘于宮城之北十四里。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隋代方丘為兩層的方壇。又據(jù)《隋書》“神州九州神座于第二等八陛之間”、“九州山海以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間”的記載，隋代方丘當(dāng)有八陛。
隋代方丘的祭祀，以夏至之日行事。
祭祀的對象為：
“夏至之日，祭皇地祇于其上，以太祖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營州、咸州、陽州九州山、海、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并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用黃犢二。神州九州神座于第二等八陛之間：神州東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營州北方，咸州東北方，陽州東方，各用方色犢一。九州山海以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間。其冀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于壇之南，少西，加羊豕各九。”
可以看出，隋代方丘的祭祀對象，較之前代也有變化，增加了丘陵、墳衍、原隰，又將祭祀對象參考九州的觀念予以分別排列，突破了此前僅以“四方”來排列眾神的傳統(tǒng)做法。

▲唐長安城禮制建筑分布示意圖（姜波《漢唐都城禮制建筑研究》圖22）
唐長安城方丘繼續(xù)沿用隋代方丘，即位于宮城之北十四里。
《大唐郊祀錄》記其形制為：
“其丘八角，三成，每成高四尺，上闊十六步。設(shè)八陛，上陛廣八尺，中陛廣一丈，下陛廣一丈二尺。其壇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八陛�！薄缎绿茣酚涊d與其略同：“八觚三成，成高四尺，上廣十有六步，設(shè)八陛，上陛廣八尺，中陛一丈，下陛丈有二尺者，方丘也�！�
總之，唐代方丘的建筑形制為，地基八邊形，有三層，設(shè)八陛；壇體為方形，兩層，亦設(shè)八陛。
唐代方丘以每歲夏至日行事，祭祀對象為皇地祇，以景皇帝配。“其從祀總六十八座。壇之第一等，祭神州地祇于東南方之□，祀五岳、四鎮(zhèn)、四瀆、五山、五林、五川、五澤、五丘、五陵、五墳、五衍、五原、五隰于內(nèi)壝之外，各依其方，面俱□（內(nèi)）向�！笨梢姡拼氐o所屬眾神，又有增加。
雖然方丘在唐代的祭祀禮儀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并非自始至終受到重視，因為自武則天天冊萬歲元年（695）于南郊合祭天地開始，北郊的方丘很可能就逐漸荒廢了。
唐睿宗即位，將于南郊祭天，諫議大夫賈曾建議睿宗合祭天地，因睿宗執(zhí)意于北郊祭地而作罷。《開元禮》修定后的天寶元年（742），唐玄宗“合祭天地于南郊……其后遂以為故事，終唐之世，莫能改也”。
也就是說，從唐初開始，延續(xù)120余年的祭地之所方丘，徹底遭到了廢棄，無怪乎《新唐書》的編撰者發(fā)出了“為禮可不慎哉”的感嘆。
盡管方丘在唐玄宗時期就遭到了廢棄，但因為方丘處于北郊的一片低洼地帶，北靠渭河，南臨禁苑，在20世紀(jì)50年代以前，此處長時間并無村落邑居，所以地勢環(huán)境與歷史時期相比變化應(yīng)不是太大，所以尋找唐代的方丘位置就成為可能。
憑借文獻中的相關(guān)記載，我們可以盡可能地還原方丘周圍的歷史環(huán)境。其主要的坐標(biāo)有二：一是宮城北十四里，二是澤中方丘。只有滿足這兩個條件，方丘的位置才有可能得到確定。當(dāng)然輔助的條件，還有民間傳說、口述史料等。
經(jīng)過實地調(diào)查和走訪，初步推斷唐長安城方丘位于西安太華北路與紅旗東路交叉十字西北角的新月花園小區(qū)北部的小院內(nèi)。主要論據(jù)如下：
A、宮城北十四里
根據(jù)文獻記載，唐長安城的方丘繼續(xù)沿用了隋代設(shè)立的方丘，其位置在宮城之北十四里。
此處的宮城當(dāng)指隋唐長安城的宮城，而非后來修建的大明宮城�！皩m城之北十四里”而非“城北十四里”，則方丘的位置，理應(yīng)在宮城正北的方向，不應(yīng)偏離于這個大致的區(qū)域。
依據(jù)史念海先生主編的《西安歷史地圖集》唐長安城圖所示，隋唐長安城宮城正北，西以現(xiàn)在西安城墻的西城墻為大致界限，東以省政府大院東側(cè)道路為大致界限。宮城北十四里，約當(dāng)今自強西路北側(cè)6300米處，即今鳳城十路一線，此路向東延伸，即為紅旗東路，其東段北側(cè)為新月花園小區(qū)。
B、澤中方丘
唐長安城方丘周邊的第二個地理條件是“澤中”，即方丘所處應(yīng)為長安城北邊一處低洼的地方，處于沼澤之中。
根據(jù)《西安旅游地質(zhì)圖》所示，在現(xiàn)今的西安城北有兩處環(huán)狀構(gòu)造，應(yīng)為兩處低洼的濕地。一處以現(xiàn)在的泘沱寨為中心，一處以現(xiàn)在的紅旗廠北側(cè)為中心。雖然后者偏離長安城宮城正北，但整體上看，仍可說位于宮城之北。從距離上看，以紅旗廠（即今西安航空發(fā)動機公司）北側(cè)為中心的低洼處近似于文獻中記載的宮城北十四里。
通過以上兩點分析，既要滿足于“宮城北十四里”，又要滿足“澤中方丘”，那么，只能在紅旗廠附近尋找。新月花園小區(qū)北部的這塊地方，正位于以紅旗廠北側(cè)為中心的環(huán)形低洼地內(nèi)，符合澤中方丘的地理要求。

▲紅旗廠周圍地形圖（《西安市城市地質(zhì)圖集》第32—33頁）
C、民間傳說
1955年以前，這里有一座清代乾隆年間根據(jù)民間傳說建造的五龍廟。
民間傳說“五龍”的起因，是這里原來有一口本地人叫“祠”的大井，井的北沿有五根雕有龍浮雕的拴馬樁，伍家堡祖輩傳說那是“皇帝的拴馬樁”。根據(jù)古代典章規(guī)定，除了天子外，民間用物是不能隨便有“龍”的。拴馬樁旁邊還有一個長約一丈、高約兩尺的八角“上馬石”。種種跡象表明皇帝來過此地。
在井的正北約300米處，今通往姚家堡村的路南，有一個不大的方形土冢，其位置約當(dāng)今新月花園小區(qū)北部的小院內(nèi)，伍家堡的人叫它“居士堂”，或是“祭祀壇”的轉(zhuǎn)音。
所以，推測皇帝很可能曾來這里進行祭祀。方土冢即是皇帝祭祀的地方，符合方丘的記載。（本條內(nèi)容承伍永尚先生告知，另一版本參見《譚家鄉(xiāng)志》第360頁）
D、口述史料
2014年7月22日，我同《原生態(tài)的西安話》一書作者、陜西方言學(xué)者伍永尚先生、姚家堡村71歲的姚龍倉先生，一同實地考察了紅旗廠一帶的地形地貌。兩人均為原伍家堡人，伍永尚先生自20歲左右入伍前一直居住于此，姚龍倉先生更是從未離開過此地。
據(jù)他們回憶，姚家堡村南的方形土冢，約兩人高，底座每個邊長約十一、二步（今步約75公分），合八米多。頂上是平臺，每邊有五、六步，約四、五米的樣子，能容十幾個小孩在上面玩耍。其大小基本符合《唐書》記載的方丘規(guī)模：底座四邊各十丈長，頂部平臺四邊各五丈長，高一丈。
地壇所在的這塊地方自古屬于“官地”，無人私自耕種。清乾隆年間在這里蓋起了北郊最大的“五龍廟”，占地十畝。而廟的北墻外包含“方丘”在內(nèi)的七、八畝地一直為官家空地。1953年村民伍軍榮家蓋房，曾在這座疑似地壇的方冢上取土，知其結(jié)構(gòu)是一層一層夯起來的土壇。這也符合古代“積土為壇，平地為場”的定義。
因為地壇位居唐王朝皇家園林“禁苑”的中心地帶，一般老百姓是進不去，所以只有宋末最早進住該地區(qū)的伍子胥的后代伍家堡人傳說較多。除此之外，就是后來于清代從渭河北搬遷到附近的廟張及姚家堡有心的老人們對遺留的地形有較深刻的記憶，而六十歲以后的人基本沒印象，社會上知道的人更少，這大概也是找不到唐長安城方丘的原因吧。
綜合以上分析，初步推測唐長安城方丘的具體位置，大致在今西安北郊太華北路與紅旗東路交叉十字西北角的新月花園小區(qū)北部的小院內(nèi)。
當(dāng)然，由于方丘在唐代中期已遭到廢棄，此后又歷經(jīng)一千多年的歷史變遷，對于一個邊長僅十丈的方形土丘來說，尋找其故址絕非易事。
而且，自20世紀(jì)50年代以來的大規(guī)模的城市基本建設(shè)，特別是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經(jīng)濟的飛速發(fā)展，已完全改變了西安北郊當(dāng)時的地形地貌，所以，方丘遺址很可能已遭到破壞而不存。

▲唐代方丘可能所在位置圖（右上為本文推測位置，左下為劉瑞推測位置）
本文完成后，曾請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劉瑞先生審閱。他指出，本文的結(jié)論與文中的論述之間尚有偏差，他將《西安歷史地圖集》中的唐長安城圖與近年來的西安地圖疊壓后形成一幅新圖，在其上標(biāo)出了唐代方丘可能的所在位置。
由于缺乏更有力的證據(jù)，所以唐代方丘的位置只能是一種推測。本文的目的即在拋磚引玉，冀引起更多人的關(guān)注，使唐代方丘的位置得到最終的確認(rèn)。
最后有一個小建議，假如有一天，經(jīng)過大家的研究，方丘位置有了一個大致確定的地點后，可以考慮在此立一碑，以作為這個城市的一處小地標(biāo)，供人憑吊。
作者：秦嶺云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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